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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沿河司,土司制度下六百年乐土

2006-09-16 17:42:22|  分类: 文化探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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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地方设行省,将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知思州军民事田景贤以地附元,元置新军万户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将彭水县洪杜镇的后坪、塘坝、洪渡、客田等领地拨入务川县。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析务川县东南部领地置沿河祐溪长官司,因其地沿乌江河两岸和乌江时称延江,延与沿同音而得名,以张坤义为正长官。

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朱元璋平定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和思州宣抚使田仁厚率先归附,朱元璋令田仁智为思南宣慰使、田仁厚为思州宣慰使,世守其地。《明史.贵州土司》载:初太祖起义平伪汉,略地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来归附,并纳元所授宣慰浩,帝以率师先来归附,俾仍为宣慰使,以三品银印给之。思州宣抚使田仁厚亦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婺川、邛水、信宁等县及龙泉、祐溪、沿河等司图册,于是帝命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镇远等处宣慰司,隶湖广行省。”洪武五年(公元1372),张宗汉袭沿河祐溪长官司正长官,婺川县隶镇远府。洪武七年(公元1374)沿河事占溪长官司隶属思南宣慰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婺川县改隶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废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改土归流,以其地设置思南、思州、石阡、镇远4府,隶属贵州布政司,沿河祐溪长官司、婺川县属思南府。洪熙元年(公元1425),授冉文艺为沿河祐溪长官司副长官。沿河祐溪长官司辖水东图、卜龟坪图、甫南图三图。其疆界,明嘉靖《思南府志》载:沿河司东抵四川酉阳宣抚司界五十里、又八十里至司,西抵婺川县界一百六十里、又四十里至县,南抵本府蛮夷司界九十里,北抵本府水德江司界一百里。东西广二百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九十里。自本司至府二百六十里。

清朝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18个省,后调整为22个省,省下设道、府、县。沿河地隶贵州省贵东道(后贵东道裁,改隶古州兵备道)思南府,南部仍属沿河祐溪长官司。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清平定贵州全境后,沿明制,置沿河祐溪长官司隶贵东道思南府,张承禄、冉名臣分袭正副长官。思南府领安化、婺川、印江3县和沿河祐溪、朗溪、蛮夷3长官司。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甫南图拨属酉阳州,沿河祐溪长官司只辖水东图和卜龟图220甲。水东图,相当于今天的黑獭乡、黑水乡、和平镇,谯家镇、沙子镇、中界乡、淇滩镇、枫香溪(现属德江)等;卜龟图,相当于现在的官舟镇、土地坳镇、泉口乡(现属德江)、泉坝乡、中寨乡、板场乡、思渠镇等地。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某些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是在适应这些地区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王朝建立土司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是先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然后创造条件,实行改土归流,最后彻底废除土司制度。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它的腐朽性、落后性、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不适应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了,改土归流的条件日趋成熟。黔东北地区早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就开始改土归流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被改后,在这一带建立了府治,由流官管理,但下属的长官司却还长期存在的。

鄂尔泰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的奏疏中就对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改土归流提出了具体的原则和计划。鄂尔泰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指出改土归流必须进行,贵州苗疆300O 余里,1300余寨的改土归流,首先要开通黔桂道路,然后派兵深入“徧加剿抚”而后设立流官政权。关于改土归流的原则和方法,鄂尔泰在其奏疏中也说得很清楚:“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就是“剿抚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

改土归流使得大多数土司被废除,但也有个别土司地区没有改,一直到清朝结束,对于这些地方,朝廷也派了流官前去管理,以监视土司,称为“土流并治”。沿河从雍正五(公元1727)起开始了土流分治,先后设吏目、弹压委员、分治委员。雍正五年(公元1727)添置思南府沿河祐溪、朗溪2长官司府属吏目(流官)1员,加州同知衔,以稽查土司。

咸丰七年(公元1857)号军起义破思南城,思南府移治沿河城东岸泗王庙,同治九年(公元1870)还旧治,在沿河祐溪长官司增设弹压委员,以资镇慑。光绪十年(公元1884),婺川知县张济辉以县东洪渡、客田、后坪、茅天等地处边远,政令难施,请准贵州巡抚设置后坪弹压,以弹压委员管理。宣统元年(公元1909),改沿河司弹压委员为分治委员。1911年清亡,1914年,沿河建立县制,标志土司制度结束。沿河祐溪长官司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设置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直至1914年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土司世袭制共经历了629年的时间。

统治沿河长达六百余年的土司,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沿河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进步作用,为中国的民族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沿河土司的世袭统治之所以能够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内乱不能起,外患不易人;二是注重发展统治区域内的经济,人民安居乐业;三是严格内部治理,上下同欲,无往不胜;四是善识时务,扬长避短,尽力协调好外部的关系。土司政权统治沿河六百余年之久,使这一地区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基本稳定,使土家族这个民族的特点得以保存下来。沿河在土司统治的六百余年的时间,很少受战乱的干扰,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只在沿河的周边,而没有进入过沿河司城,1857年,思南府被号军攻占,沿河司城成了思南府城官兵逃避的港湾,思南府移治沿河司。沿河土司时期,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是有名的水码头,民间有“沿河四十八渡”的说法。

沿河佑溪长官司,是在思州迁出沿河后才有的建置,它的存在,使沿河地方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正如《沿河县志》所说:“郡治南移,政日继紊,张冉继起,生机一线。”说明了沿河土司的设置对推动沿河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沿河最后一任正长官张永年时年24岁,意识到土司统治大势已去,于是易辙经商,在河东开了个升泰和盐号,从彭水拉盐到沿河。不到两年,张永年关了盐号又开个发铺(盐巴批发),发至思南、印江、铜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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