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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月装进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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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开国大典花絮[文摘]

2006-09-17 13:58:42|  分类: 并非娱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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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旗的秘闻
  “请毛主席升旗。”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传出四十年前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
  “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其中增补了“国”字。
  别小看这一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宽泛得多。按说这是马虎不得的。这个小差错还应该算在工作人员身上,因为他第一次的小声提示就是升“旗”,而不是升“国旗”。幸亏很快就纠正了。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钻出来。不怪他们,他们在山沟沟里一蹲多少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还没有经验。
  历史车轮终于滚到那一个庄严的时刻。
  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块巨大的红布缓缓地被蓝天搂到怀里,定格在二十二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永健深深地呼出一囗气,这时他才发觉,在旗子向上升的两分钟内,他的一颗心一直是空悬着的。用电钮升旗的点子,就是他想出来的。
  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一下一下地拉动绳子升旗;如果由工作人员代升,播音员丁一岚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在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呢?
  可是,电钮升旗在中国没有先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宝蓝色的天空上悬着几粒亮晶晶的星星。天安门广场静极了,工作人员正在预演升旗。
  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停住不动了。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左一下右一下的拍打,巨大的红旗仍然飘扬不起来,好像挺悲痛似地成了半旗。这不是好兆头,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一个人说话,时间似乎凝固了。猛然,有人醒悟起来,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铣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人们在欢呼建国的喜炮声中,没有忘记邀请为国捐躯的八百二十万英灵。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自动升在半旗位置上向烈士致哀。
  这件事渐渐传成了一个美妙的神话。
  翌日下午三时,旗杆下站着几名工作人员,他们预备着:如果电钮失灵,就用人工把旗子送上高空。
  那一天,国旗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老百姓传说那一块红布通人性。
  
肖野、森茂与宫灯
  天安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是中国的标志,它作为背景被装进照相机里的次数堪称世界之最。
  那么,挂着八盏宫灯扬着八面红旗的节日的天安门是谁装饰设计的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如果你知道独具民族特色、又庄重又吉庆的天安门装饰竟是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的,那么你一定小吃一惊。
  肖野那时四十上下,森茂才三十出头,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民族的血,但是日本民间保留着不少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使他们对中国并不陌生。
  怎么搞才能既体现民族风格又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呢?他们两人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巳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肖野和森茂不那么清楚这一段历史,但他们知道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们最先确定的是十根红廊柱中间吊八盏大红宫灯。
  周总理最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当二十张草图交到他手里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一幅。
  八个大红宫灯一定下来,就必须在开会之前挂上去。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叫苏凡坐上他的车,满北京去买。苏凡到处碰壁,北京城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此时距开会只有十天了,还是肖野,他想了想说,大宫灯小宫灯都一样,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就行。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直奔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一见这么大的尺寸直摇头。他们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唯一的一个扎灯艺人。这个七十老翁住在丰盛胡同一带。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
  这八个大宫灯,只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囗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随后老人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小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
  “十一”的前一天,八个飘着仙气的宫灯竣工了。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两侧,有两条永久性的长条标语,它们也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的手笔。中国人过春节有挂春联的习俗,但是对联一般竖在门框两侧。天安门是扁长的建筑,不能采用惯常的竖贴法。肖野毕竟是东洋人,很容易打破思维定势。他采用了横幅对称的设计。红底白字白框,既醒目又没有破坏天安门的协调。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博得了同行的赞赏。
  天安门城楼的两条标语不可能年年更换,胡乔木认为,标语的内容一定要在什么时候都是合适的。集思广议而拟出的标语经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保留着它们出生时的面貌。这两条标语如果有知,它们会笑的,设计它们的肖野和森茂,不正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么?!
  
礼乐之神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领袖们差几级台阶登上城楼时,百件军乐就要齐奏《东方红》。可是天安门城楼高三十几米,楼下的军乐队看不见,抢半拍或慢半拍都将失去预期的效果。这事如果放在四十年后,也许不算问题,两个对讲机一打开,一切都迎刃而解。而那时候,解放区的无线电广播也才有几年的历史。
  怎么办呢?张致祥望着远处摇曳的小红旗发呆。几面小红旗指挥棒一上一下地穿梭,那是罗松和两个分指挥正在指挥乐队预演。张致祥忽然来了灵感,多么醒目的红旗,我也挥个红绸子。
  毛泽东一步步拾级而上,张致祥看了一下手表,差五分整点。他转身冲着罗浪,用力甩了两下红绸子。
  罗浪会意地笑了一下,他手中的红旗指挥棍被牵动了,顿时各式各样的铜管乐和小鼓编织成那首由陕北老农唱出来的立体的颂歌。
  “军乐队用什么曲子?”
  二十兵团一个姓宋的参谋长,提出用德国曲子。他曾在旧军队韩复渠那里当过一连连长,抗战初期才改换门庭。对于军乐他知道一鳞半爪。世界上阅兵曲子主要是德国式或日本式,而日本又是模仿德国的分列进行曲。所以,宋参谋长认为都一样。
  宋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有人截断了他的话。“应该用苏联的曲子。我们解放了,不能用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一边倒,苏联不用德国曲子,我们也不用。”发言者是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一位同志。
  罗浪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文艺战士,他既不同意用德国曲子,又不同意用苏联曲子。
  三种意见都摆到桌面上了,一时还不能定下来,主持会议的杨成武不好表态。
  不过谁敢说不用苏联曲子,戴上一顶反苏帽子可了不得。那时毛泽东明确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用德国曲子吧,也不合适,军队中有不少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老将军,从统一战线的角度也是不好得罪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庆,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碰了一下头,大约一分钟。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给罗浪去了一个电话,传达了毛泽东在曲目报告上的批示。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显然,在选曲子的问题上,他们也绝对是一边倒。
  新中国的国歌选定也是挺曲折的。眼看第一届政协开幕在即,而国歌仍没有着落。数以千计的应征稿或多或少地不尽人意。知情者都急得像失去蜂巢的蜜蜂,可这又不是能凑合的事。
  以画马名扬天下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向毛主席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徐悲鸿对这支歌印象太深了。
  毛泽东、周恩来频频点头。
  这个主意不错。我看行。毛泽东转过头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微笑着点头,他握着徐悲鸿的双手,感谢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第一届政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代国歌。
  政协闭幕那天,罗浪指挥乐队试奏代国歌。代表们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胸膛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礼炮
  毛泽东主席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二十八响”。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国外最高的礼仪是二十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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